樊先生对我写的一篇简短的介绍“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出版物状况的非学术杂文近乎给予全盘否定（见本报3月31日和6月9日，批评文章发表时我仍在美国，但当天就看到了，这得感谢因特网）。读后觉得没必要辩解，还是由读者自己判别吧。回国后却有多位朋友问起SSK的国外动态及争论问题，方知有关SSK国内资料不多研究亦不充分，不妨借简略回答樊的批评，以引起关于这一重要学术领域更多的讨论。
樊文首先认定我混淆了“科学社会学”和STS研究，“犯了一个学术常识的错误”，也许樊没有见到我的原文而有此论。文章见报后，我即发现有此一错误，但这不是我的责任（错误是本报造成的，在此谨向樊、刘两位先生及广大读者致以歉意）。不知这一注解是否足以答复批评文章中第二段的猜测。在这个小问题上纠缠是无聊的，人人都不会傻到科学社会学的英文名称是STS，大概樊先生想表示自己的拿手本行是科学社会学？开个玩笑。
樊文认为我对“科学社会学”的判断对默顿学派大概有点不敬。其实那杂文关于科学社会学两大学派状况的描述基本上没有我的观点，我只是叙述别人的看法。我无意用SSK来压低正统的默顿科学社会学。相反，我对默顿相当敬佩，对其学派遭受攻击表示悲哀。SSK对科学社会学、科学编史学、一般哲学和科学哲学都很有启发，但也存在相当多的致命问题。誓死捍卫默顿学派也是不合适的，默顿学派重要人物巴伯（B．Barber）甚至也说SSK“关于科学思想与组织之实际发展的严密的、微观的和经验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曾经严厉批评布鲁尔《知识与社会意象》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后来也不得不承认SSK是科学社会学中两大流派之一。
早期SSK实际上哲学味道很浓，很难称得上真正的社会学，它试图复兴旧的知识社会学和旧的经验论。就我个人而言，不喜欢SSK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倾向，对布鲁尔的“强纲领”也不以为然。SSK虽然流行，但流行的未必就是好的。一些人已经感觉到了SSK著作典型的“三明治”风格（三大块，两边是充满说教的套话，中间还有点内容。对此劳丹的一个学生有专门论述）。对SSK的哲学进行深入研究、批评，在当前是一项重要任务。
这自然引向樊先生的疑问：“谁在走向经验论？”这的确是一个要点。我坚持我的个人看法，我确实认为发端于爱丁堡大学的SSK逐渐走向狭隘的经验论，而且这有一个演化过程（所以我用了“走向”一词）。巴恩斯和布鲁尔当初就是想用经验社会学的方法对抗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化和理性化方法。SSK当初就试图向自然科学靠拢，试图效法科学，SSK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经验性的科学事业。如果说在巴恩斯和布鲁尔那里这还只是个纲领，那么在皮克凌、夏彬以及柯林斯的系列工作中，经验论的色彩已经相当明显。后来法国和德国的人种志方法更将社会人类学的经验论带到SSK研究中。有趣的是，爱丁堡传人皮克凌的个人学术经历也验证了这一论点。皮克凌公开承认自己后来更倾向接受柯林斯和拉图尔的观点。我用经验论概括SSK的哲学失误，是想说明科学研究是复杂的过程，只用经验论解释科学是有缺陷的，SSK过分注重“偶然”经验而忽视从规范、逻辑、理性的角度内在地理解科学。SSK试图取消科学的内在实在性，而用另一种社会实在性代替它；SSK未能化解内史与外史的争论，只是简单地以外史压过内史，并声称他们对科学和科学史的理解是无偏见的。顺便指出，维也纳学派科学哲学并不沦为经验论，它克服了旧经验论的缺陷，但各种批评者并没有理解这一点。SSK某种意义上恰好回到了旧经验论，这是一种倒退。
SSK还涉及许多哲学问题，如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等（“狭隘的经验论”只是我个人就其哲学的看法，这并不排斥其他概括），参见霍利斯和卢卡斯编辑的文集《合理性与相对主义》（1984年第二版），其中收有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经典论文“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另外也可参考《社会化的科学知识》（1984年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大会文集，1988年版）。回国后我也注意到，社科院办的杂志《国外社会学》和《哲学译丛》最近一两年大量译介SSK的内容，想必大家已经先睹了。
最后樊文认为，我叙述的“SSK试图对归纳问题给出一个社会学解决方案”十分荒唐。我只想提醒一下，这并不是我的观点！即我并未认为SSK真的解决了归纳问题。至于SSK是否试图这样做了，这很好核对。我手边即有柯林斯的《变动的秩序》一书，此书有一整章谈这个问题，白纸黑字。如果樊先生没有读过这部书的话，请不要妄下断语，这是起码的做学问的态度问题。至于科学哲学中的归纳问题，我相信自己还是搞得清楚的，这就像您对默顿派科学社会学，总比我多读了些文献吧。
本人对SSK一知半解，感兴趣而已，欢迎批评。
